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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聯網&大數據-重新定義“審判”

            互聯網已經深刻地改變了我們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傳統意義上的法院審判工作,也會被重新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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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聯網已經深刻地改變了我們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傳統意義上的法院審判工作,也會被重新定義。

            互聯網已經深刻地改變了我們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但它究竟會給包括審判工作在內的法律行業帶來什么樣的影響,目前階段還沒有人能夠給出確切的答案。從事物的最本源去思考,我們會發現,“連接” 是互聯網最基本的邏輯,而在 “連接” 的基礎之上,傳統意義上的法院審判工作,也會被重新定義。

            首先,我們從 “連接” 入手,來探討互聯網上的連接,對法院審判工作有哪些影響。

            1. 連接使司法資源重新配置,法院內部分工協同更高效。

            由于經濟增速放緩及各種社會矛盾激增,中國正處在 “訴訟爆炸” 的時代,而受編制的限制,法官的人數并不能隨之增加,甚至隨著員額制的推行,法官人數還會精簡,所以我有一個基本的論斷:在可以預期的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我國法院 “案多人少” 的狀況難以徹底改觀。我們只能在現有司法資源下尋求應對之策,那就是對司法資源的重新配置,而這恰恰是互聯網的連接會帶來的影響。

            首先,互聯網會對法院內部的資源整合產生重大影響,而這其實會落腳在兩個關鍵詞上,一個叫 “分工”,一個叫 “協同”。這兩個關鍵詞對當下處于 “案多人少” 巨大壓力下的法院尤其重要:只有實現更合理的分工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更高效的協同,才能讓資源的利用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緩解人案矛盾。

            牛津大學教授薩斯金(Richard Susskind)在《法律人的明天會怎樣》這本書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他認為律師在訴訟案件中的工作是可以被分解的,訴訟案件的工作流程可以被分解成文件審閱、法律研究、項目管理、訴訟支持、策略、戰術、談判、法律辯論等等這樣 9 個方面。

            雖然薩斯金的這本書是站在律師提供法律服務的角度來講的,但它對于審判工作的未來發展也有很強的借鑒意義。法院可以對審判過程進行類似的分拆,合理分工,并且在信息化平臺上展開充分協作,就可以實現辦案效率的提升。

            2. 內外部資源的連接,打造沒有 “圍墻” 的法院

            互聯網上的連接是無邊界的,在互聯網上,法院是沒有 “圍墻” 的。

            比如說法院在建設的訴訟服務中心,訴訟服務中心應當是一個開放的平臺,利用互聯網技術,把訴訟參與各方連接起來,讓法官、當事人、律師等都能夠積極地參與進來,就訴訟相關信息進行迅速的、無障礙的溝通。這個訴訟服務平臺實際上就是一個沒有 “圍墻” 的法院,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一個運用互聯網連接的 “大司法社區”。

            只要互聯網真正深刻地影響法律這個行業,類似的 “大司法社區” 一定是必由之路。法院的界限會在這里被打破,很多耗費司法資源又不涉及法院最核心的價值判斷功能(這是審判最本質的功能)的事情,不再需要法官去干,甚至也不需要法官助理、書記員去干,交給律師或者第三方機構就可以了。

            我從來都認為,法官就應該全身心投入到判斷是非的純審判工作上,“為人民服務” 這件事,是可以利用外部連接,由法院外部資源整合完成。而這種外部連接,整合資源,恰恰是互聯網的功能!法院除了進行必要的硬件建設(如辦事大廳及電腦、網絡設施等)之外,應該將更多精力放在軟件的建設上,利用并開發互聯網技術,連接并整合各方資源,而不需要配備太多資源來為訴訟參加者提供服務。

            我國法院這些年來已經完成的信息化建設過程成績驕人,居于世界領先地位。但是,法院內部信息化尚未與外部資源形成很好的交互,就像是內部已經是高速公路,卻被圍墻擋住與外界隔離。

            3. 網上法院

            未來互聯網上的無邊界法院甚至會有一個更極端的表現形式——網上法庭。大家或許覺得這樣的設想還很遙遠,但實際上,網上法庭的雛形早就已經存在了。

            舉個例子,在淘寶網上的商品交易過程中,賣家和買家難免會產生糾紛,當糾紛較為復雜,或一時間很難用淘寶現有規則來判定怎么辦?這樣的糾紛的數量每年都是百萬量級的,如果個個都到法院去解決,法院將不堪重負,效率也很低。淘寶在線上成立了一個 “判定中心”,讓賣家和買家來擔任評審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評審員其實就相當于法官。大家知道這個判定中心三年多來 “審理” 的糾紛數量是多少嗎?兩百多萬件!參與判定的評審員(也就是群眾法官)累計已有 90 余萬人。我個人認為,淘寶 “判定中心” 值得研究,它可能是未來無邊界法院的某種雛形。

            當然,我國的法院在這方面也做出了諸多探索,比如說吉林高院推出的電子法院,以及阿里巴巴和浙江省高院合作建設的網上法庭。尤其是后者,目前在杭州的四家法院試運行,效果還是不錯的。至少它證明了,案件是可以逐漸被分類分層的,適合在網上進行審理的案件的范圍其實很可能比此前想象的要多得多。我相信,隨著互聯網技術對法律行業影響的更加深入,網上法庭將會加速發展。

            其次,我們來探討一下,大數據對法院審判工作有哪些影響?

            上面的幾點,都是互聯網的連接所帶來的法院內部的分工與協同,以及法院與外部資源的交互。更重要的是,在互聯網時代,每一個主體實際上每天都在產生數據,互相之間的連接又會產生數據??梢哉f,數據由連接而來,而又能促進資源的重新配置,影響連接。所以,互聯網時代的另一個重要主題就是大數據。

            我想先從一個最容易被理解的法律行業的大數據講起,那就是裁判文書。全國每年公開的裁判文書是千萬數量級的,這樣數量級的裁判文書到底意味著什么?它其實就是可以被采集,被儲存,被用于計算和分析的案例大數據。

            為什么這么說呢?在數據工程師的眼里,這些案例并不是我們平??吹降囊黄臅?,而是數據段和規則。比如說,深圳中院的每份裁判文書上都一定有 “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 這樣幾個字對吧?“深圳市” 這個詞其實就是一個數據段,它用來標明這些裁判文書都是出自于深圳這個地域的。

            從文書中挖掘這樣的數據,整理這樣的規則,就叫做對文書的 “解構”。在解構之后,機器就能夠讀懂文書,從而整合不同的數據段,在不同的裁判文書的數據中發現規律。當機器能夠理解我們的規則,它就能根據它所理解的規則推導新的規則,或者至少依據規則對新出現的事物做出判斷。

            那么,作為審判資源的大數據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我想,第一是提升效率,第二是提高質量。

            1. 大數據提升審判效率

            法官的審判過程經常會在一些主要節點上出現障礙,也就是所謂的 “痛點”。建立在大數據基礎上的工具可以解決這些痛點,提升法官的工作效率。

            比如說,模板的自動在線生成。這個模板自動在線生成要能夠異地編輯,能夠多人協同修改。此外,這個模板的自動生成應該時時在線更新,它跟很多人現在正在使用的一些自動模板生成工具有所不同。

            比如說,類案的批量處理,這對于基層法院來說尤其重要。我們會發現,基層法院的法官其實大概有 50%到 60%以上的時間和精力是在處理同類型的案件,如果類案批量處理的方法被挖掘出來,并且被互聯網化,就會大大提高基層法官的工作效率。

            比如說,對案例精要的檢索。在實踐中,法官們會碰到很多個性化的疑難案例,但其實,這類案子至少有一半以上是能夠找到先例的,其他法院很可能曾經處理過類似這樣的案件。但是問題是,案件浩如煙海,就算能找到很多可能的類案,要把這些案件都通讀一遍,再來判斷是否跟目前辦理的這個案件類似,是一件極為勞力勞心的事情。所以,很有必要對不同類別的重要案例做精要摘編,從而節省法官閱讀案例的時間精力。我們的 “天同碼” 其實干的就是這樣的事情。

            再比如說,相似案件的推送。法官們現在是主動地搜索案件,但實際上,從數據技術上來說,當一個案件的主要信息出現在系統當中的時候,這個系統可以做到抓取到類似案件推送給法官。

            2. 大數據提高審判質量

            以上是一些通過大數據提升辦案效率的暢想,在提高辦案質量方面,其實也有這樣幾種可能的應用。

            首先,“同案不同判” 的預警。法院一直在強調同案同判,這是完全正確的抓辦案質量的好思路,但問題是,每個法院每天都在處理大量案件,而且隨著主審法官制的推行,不再有審判長聯席會,副庭長、庭長審批這樣的由對整個業務庭曾經辦理過的案件十分了解的人來把關的程序了,這對同案同判是極大的考驗。

            我曾經發表文章談及過:法官是人不是神,要想讓每個法官熟知浩如煙海的過往判例,本就是難上加難的事。如果不輔以科技手段,實現同案同判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全面實行主審法官制后,同案不同判的風險甚至會越來越大。所以,對于同案不同判的案件,法院應該有一套預警機制,在判決出臺前就及時發現。

            其次,未來典型案例的產生方式會發生巨大的變革,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發展趨勢。

            過去法院典型案例的產生是權威發布式的,也就是由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參加的審委會來核定公報上的案例?,F在最高法院研究室有一個案例指導處,這個處的法官會向全國法院征集可能的指導性案例,經他們加工后作為指導性案例成批發布?;ヂ摼W時代的去中心化和法律人的高參與度,會讓典型案例的產生方式發生變革,從權威發布式轉向維基百科(Wikipedia)式。

            舉個例子,假如我是深圳中院的一名法官,我覺得我辦的這個案子非常有典型意義,我并不需要層層向上級報送案例,而可以通過一個法律專業人士的互聯網平臺,把這個案例發布出去。其他人一看,說這個案子很有意思啊,很典型啊,就會有眾多的人上來給你點贊和評論。你收獲的點贊和評論越多,這個案例排名就越靠前。一個月下來,把排名前 10 位的案件匯總起來,交由一個各方認可的機構審定,就可以作為典型案件被標注。其他人在搜索案例時會優先看到被標注的典型案例,以及各類讀者對它的點評,就會認為它的典型性很強,進一步使用它。你看,典型案例的產生是由去中心化的眾多法律人共同完成的,這類似于維基百科的產生過程。

            最后,我想和大家交流,當前正在進行的司法改革,需要有對互聯網時代的理念吸收以及對大數據技術的運用。

            我甚至認為,互聯網和大數據融入的司法改革,實際上正在重新定義法院,重塑 “以審判為中心” 的司法體系。

            在司法改革中,大數據能幫我們做什么樣的事情?我理解,大致有這樣幾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人案測算。我們總說案多人少,但是我們到底有沒有想過,一個法學院畢業的研究生,到深圳中院工作 7年 以后,他辦案的極限負荷是多少?還有就是法院的員額比例,現在各地法院的員額比例都不一樣,有的是 39%,有的是 33%,但是這個比例是怎么來的,科學根據在哪里卻并不清楚,缺乏數據分析的支持。還有審判輔助人員的配備,也就是一個法官到底應該配備幾個助理,配備幾個書記員?這也應該用數據去測算分析才更科學。

            第二個方面,是案件的預判引導。通過大數據這樣的類智能化的判案指引,法院可以引導當事人自行判斷案件結果,在立案階段不起訴,或者促成撤訴、調解,從而減少案件的發生或者加快案件處理進度。

            類似的事情在我們天同律師事務所幾乎天天發生,我們一個最重要的業務模式就是對當事人想要委托的案件做預判評估,如果我們覺得案子沒道理,就會告訴當事人,你這個案子贏不了,我們不做。如果當事人充分相信我們的話,就會放棄訴訟,選擇其他解決方式。(《人民法院報》曾經在前年六月份的一篇紀實報道中,對此專門做過采訪報道。)

            法院其實可以把這件事情做得更好。法院可以充分利用數據技術,在立案和審判過程中不斷地告訴當事人,以前本院或者上級法院是怎么裁判同類型案件的。讓當事人自己預判案件結果,就能更好地促成調解或者撤訴。

            第三個方面,是將司法統計轉型為司法大數據。我原來在最高法院工作期間做過很長一段時間內勤,每個月都有一件工作,就是填統計表,然后交到司法統計處去,統計處會根據全國法院交上來的這些表統計出一個個數字。我一直沒想明白這些數字到底會怎么用,現在來看,它的用處應該會越來越少了。是這些統計數字真的沒用嗎?顯然不是,是因為有更多真正需要數據分析的地方,而這是原來的司法統計口徑做不到的。

            比如說,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建設跨區法院,審理跨不同地域的,影響大的,有可能受到地方干預的案件。那么,到底應該在哪個地方設跨區法院,司法統計數據能提供支持嗎?每年有多少件案子有可能受到了地方干預?哪個地區的地方保護更嚴重,更需要設置這樣的跨區法院?我們原有的司法統計其實都是做不到的。

            但是,通過剛才我給大家演示的對裁判文書的解構,法院就可以對裁判文書中的數據進行分析。在提取出跨區域案件數量,跨行政區劃訴訟的一方是否敗訴,敗訴率是否高于同一區域同類型案件的當事人等數據之后,法院就可以建立模型,分析跨行政區劃的案件是否有地方保護的情況存在。

            基于此,我強烈建議全國各級法院的司法統計處整體轉制為司法大數據中心,完成職能的轉型。

            第四個方面,是法官的業績考核。一個民事案件法官辦幾個離婚案件相當于一個商事法官辦一個股權轉讓糾紛的案件?工作量怎么衡量一直是困擾法院管理的很大的難題。有些法院說,按小時算,讓法官要記錄工作小時,或者有些法院拿案卷的數量來算,考察你的案卷有多少本,這些方法其實都是以偏概全的。大數據技術未來將在法官的業績考核上有很大的幫助,這里我就不展開講了。

            第五個方面,是法官和律師的交互評價機制。像我這樣既在最高法院干過,又做律師的人,其實非常期待有一天能夠看到這樣的交互評價機制真正建立起來。如果眾多法官和律師在同一個互聯網平臺上,他們就可以相互 “點贊”,相互評價。法官在發布裁判文書后,也可以在這個平臺上對代理律師做評價,整個行業就會變得更加透明。

            但是,毋庸諱言,在充分利用互聯網和大數據推進司法改革方面,當前仍然存在一些問題。

            第一個大的問題,就是數據的生成、采集過程和審判過程 “兩張皮”,法官抵觸情緒嚴重。而造成這個問題的主要原因,在于過去法院信息化的開發思路沒有分清楚 “客戶” 和 “用戶” 的關系。

            對于軟件開發的公司來說,法院是他的 “客戶”,它讓法院領導滿意,讓這個客戶單位有政績工程就好;其實法官才是這套東西的 “用戶”,法官們只有覺得好用了,才會愛用。

            因此,法院的信息化建設應該以法官的用戶體驗為核心,以讓法官愛用為做這件事情的第一要義。

            法院現行的信息化系統,讓法官在經辦完一個案件后,還得要單獨再錄入一遍,這樣的用戶體驗無疑是很差的。應該讓法官在用的過程當中就同步生成數據,這樣,法官的每一次敲擊鍵盤,其實都是在生成法律大數據。怎么才能讓法官愛用呢?看看大家愛用微信的原因就知道了。你們看到過最高法院發通知要求全體法官裝微信嗎?沒有吧。你用它只是因為覺得它好用。同樣的道理,只有讓法官感受到數據采集和分析帶來的實際好處,才能讓法官從 “要我用” 轉變為 “我要用”。

            第二個大的問題,是數據孤島。造成這個問題的根源,在于對內的數據本位主義和對外的數據保守思想。

            所謂數據本位主義,你看,法院的流程信息在審管辦,裁判文書在信息中心,執行信息在執行局,案件統計數據在司法統計處,人事數據在政治部,各個部門的數據都歸各自所有,互不共享。每個部門的人都覺得,我的數據憑什么給你啊?

            所謂數據保守思想,就是法院的同志們很容易覺得,這些是我法院的數據啊,都應當保密才對。雖然周強院長大力推動裁判文書上網和法院內部信息的公開,有些法院的數據保守思想仍然非常強大而頑固。即便是當前,也還有很多反對意見,認為裁判文書全部上網做得過火了。從法律的運行角度講,這是 “陽光照進司法” 的理念尚未樹立;從數據技術角度看,這就是數據保守思想在作祟。

            至于解決之道,第一,建議在法院內部設立大數據中心,實現數據的互聯共享;第二,對外打開接口,開放對待外部利用。法院產生的數據是國家公共資源,法院不應該獨家壟斷。同時,法院應當充分利用外部市場的力量,調動外部市場的積極性來利用法院的數據。國務院去年9月 發布的《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也開宗明義地要求:“加快政府數據開放共享,推動資源整合,提升治理能力?!?法院數據的開放共享及在此基礎上的資源整合,亦是同理。

            第三個大的問題,是數據利用率不高。究其原因,從思想層面來說,法院往往重視程度不夠,覺得法院案件壓力這么大,能處理好當下的案件就不錯了。當然,我也理解,對數據的利用并不是一線法官一定要去操心的事情,但是,無論多忙,起碼也應該在思想層面對此有所認識。

            從技術層面來說,所有的數據利用都需要提出需求和轉化需求,但這是一個只懂法律不懂技術,或者只懂技術不懂法律的人很難做到的。需求的提出和轉換需要跨界的能力,當然需要跨界的人才。此外,數據分析所需的法律規則也的確難以提煉。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第一,從思想上建立大數據核心戰略,用大數據來配置審判資源的思想要在管理層樹立起來;第二,培養跨界人才,可以考慮在法院內部設立數據分析師的崗位,甚至不排除在每個業務庭室設一個兼職的數據分析師。

            誰來兼這個崗位呢?肯定是 90 后,肯定是那個就像我當年一樣每個月去給司法統計處送報表的那個人。給他一個叫做 “數據分析師” 的新頭銜,讓他成為在業務庭室中關注數據分析的專門人才。

            總而言之,在互聯網大數據時代,我們需要重新定義審判,讓法院最核心的審判工作成為真正建立在互聯網和大數據基礎之上的裁判過程。這樣的變革實際上正在發生。法院正在建設的信息化 3.0 版克服了原來 1.0 版、2.0 版時代存在的問題,更大的宏圖正逐步展現。我們可以共同期待,移動互聯網帶來的連接,還有信息數據的開放共享,一定會給中國法院審判工作帶來全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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